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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鑫:貿易戰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

    • 2018年03月28日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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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外匯市場走勢頗有點出人意料。3月22日美聯儲再次啟動加息,由于利率和匯率的同一性,按理說美元指數應隨著美元利率的上升而上漲,但美元指數卻不升反降,收盤價從22日的89.8276跌至當前的89.2591,下跌超過0.6%。與此同時,23日特朗普將貿易戰由口頭警告上升到實操層面,聲稱將對進口自中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征收高額關稅。作為貿易戰直接利益受損國貨幣的人民幣在此后竟不跌反升,表現亮眼,在23日和26日的連續兩個交易日中累計上漲約1%,27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更是報6.2816,較上一個交易日大幅上漲377個基點,28日繼續調升至6.2785,創2015年811匯改以來新高。

    中國資金管理網3月28日綜合報道,那么這一波人民幣匯率升值究竟是經濟因素驅動下的市場行為,還是外部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舉動呢?因為我們知道,美國非常擅長使用匯率戰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市場擔憂此次人民幣匯率升值陷入美國圈套,損害我國利益。美國匯率戰主要有兩種實施路徑,分別是弱勢美元戰略和強勢美元戰略,前者主要針對貿易領域,后者主要針對金融領域。

    有兩次比較經典和有代表性的匯率戰,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采取的是弱勢美元戰略,主要針對的是工業競爭力和貿易逆差問題。為了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維持美國在制造業的領先地位。1985年9月22日,美國施壓日本等國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會后各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有秩序地貶值。協議簽訂后不到三年的時間,美元對日元貶值50%。廣場協議雖未明顯改善美國貿易逆差,但卻嚴重傷害了日本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日本自此陷入“失落的三十年”。

    另一次是2010年發生的歐債危機,美國采取強勢美元戰略,拖垮歐元,主要針對的是國際金融實力和貨幣霸權之爭。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嚴重打擊了美元的國際信用,給歐洲和歐元提供了挑戰美國金融霸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良好機會。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先后在華盛頓和倫敦舉行的G20金融峰會上,歐美之間展開激烈爭論。法國總統薩科齊對國際貨幣體系以及美元的地位提出了質疑。他認為,“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不一定適用于今天”,“美元不應該再被當做唯一的全球通用貨幣”。美國總統奧巴馬則明確予以回擊,強調美國不會把世界金融主導權拱手讓人。2009年希臘爆發債務危機給了美國反擊的絕佳機會。美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公司推波助瀾,“及時”下調希臘主權債務的信用等級,希臘危機被無限放大,并蔓延至整個歐元區。與此同時,美元自2011年下半年起進入新一輪牛市周期,使歐元喪失了挑戰美元的絕佳機會。

    可見,美國非常擅長使用匯率政策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那么,本次中美經貿沖突升級背景下的人民幣升值,背后究竟是為了緩和美國指責,縮減中美貿易順差的不得已做法,還是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市場主動選擇,在此敏感的時間窗口,確實讓市場和普通民眾看不出所以然,又增加了市場對重蹈日本廣場協議覆轍的擔憂。

    實際上,無論是從人民幣匯率周期、中國內部經濟形勢、國家經濟金融戰略還是外部國際環境來說,人民幣在穩定基礎上的小幅升值是我國市場的自然選擇,是符合我國國家利益的最優選擇,既給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時間,也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提供了機遇。

    從國際收支調整理論和本幣國際化理論看,弱勢人民幣政策有利于促進出口,而強勢人民幣政策有利于推廣本幣國際化。隨著我國進入新時代,過去的匯率政策也應相應調整,應由過去以促進出口為主的弱勢人民幣政策,調整為現在以促進本幣國際化為主的強勢人民幣政策。一方面,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減貿易順差,緩和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矛盾,避免突發的意想不到的沖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使出口企業由過去的價格競爭策略轉型為質量和品質競爭策略,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而且匯率的穩定升值也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廣和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構建。

    “811匯改”之后,由于人民幣進入貶值階段,人民幣國際化業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停滯和倒退,在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點心債發行、跨境人民幣結算比例、國際支付份額等方面都出現了一定回調和反復,給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的推廣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人民幣匯率再次切換到牛市周期,人民幣國際化業務將再度駛入快車道。從長期看,這有利于我國在貿易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幣中打破過度依賴美元的怪圈,有利于重塑有利于我國的新國際貨幣體系,從而實現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目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注意人民幣升值的節奏和主動性問題。人民幣可以升值,但升值的幅度不應過快,避免對出口部門和貿易競爭力帶來較大損害,而且是否升值的主動權應掌握在我們手里。中美此次經貿摩擦的關鍵就在于貿易部門。匯率價格的變化是國際收支調整的重要手段。作為貿易順差國,人民幣匯率上漲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也符合我國出口部門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但這應在符合我國制造業部門利益的基礎上循序漸進推進,而不能受制于人。從2017年貿易數據看,全年人民幣升值6.7%,與此同時,貿易順差規模下降872億美元,同比下降17.1%??梢?,我們一直在為縮減貿易順差做努力。但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的大幅升值,將不可避免的重創議價能力低、競爭力弱、產品創新不足的出口企業,將對我國經濟穩定、就業和居民生活帶來較大沖擊。

    因此,我們要把握人民幣匯率制定的主動權,遵循市場規律,實現長期穩定升值,而不是在外部壓力下的短期被動快速升值。

    從年內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跨境資本流動形勢持續改善,市場預期好轉,金融去杠桿持續,外匯管理和金融監管依然保持相對嚴格態勢,美元指數繼續處于調整周期,會支撐人民幣匯率在年內實現小幅升值,預計年內將收于6.25-6.35區間。

    長期看,美元指數將繼續波動回調,美聯儲持續加息不會逆轉美元處于熊市周期的趨勢,只會確保美元指數不會下行的太快。目前美國經濟復蘇已進入后半程,美聯儲持續加息將傷害美國投資和消費,在達到一定臨界值后,將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拖累,經濟可能短升長降。短期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舉措,不僅引發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伙伴的集體反對和報復措施,也激起了美國國內反貿易保護團體和在華有大量業務的跨國公司和商會的反對,市場對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的擔憂情緒升溫,導致資金不斷流出美國外匯市場。預計美元指數年內將在88-90區間波動。


    王有鑫:貿易戰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資金管理網
    關鍵詞: 王有鑫 貿易戰 人民幣匯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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